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发表重要讲话，特别谈到晋商精神，总书记说，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要求山西弘扬晋商的开放精神，努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晋商的源起，注定了其经营的开放基因;晋商有开放的企业内部制度安排;晋商有开放的组织机构形态;晋商有开放的商人组织形式;晋商精神的核心：开放和诚信;山西要充满开放发展的文化自信。

晋商的源起，注定了其经营的开放基因

晋商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晋商，一般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

大家都知道，晋商最辉煌的时期是票号。而票号则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这大约到了明末清初的时期。作为一个商帮，晋商的兴起在元末明初。明朝立国后，在北方雁门关一带戍边。为解决从全国调集粮草路途遥远、成本又高的问题，便在山西实行了开中法，即：由山西的商人就地从本地组织粮草送到边关，由皇家根据粮草的多少发给商家盐引，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经营盐运的配额。商家便拿盐引到运城盐湖的盐运司去领取等额的食盐去贩卖，收回本金获得利润。而贩盐，自然就是远离故土,长途贩运。所以，晋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即：通过流通获利的行为，而不是生产加买卖的行为。主要通过货物流通来赚钱的经营方式，就决定了晋商经营必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关公是武圣人，同时又被称为武财神，今天很多商人都会请一尊武财神在家里祭拜。关公是如何从武圣人成为武财神的呢?对此有很多解释，但都似是而非。我研究的结论是：关公由武圣人变成武财神仍然和盐、和晋商开放的经营方式直接相关。前面说到从明初开始，晋商的商帮以贩卖河东池盐开始崛起。古代的长途贩运最怕的是响马的打劫，为了贩运和自身的安全，盐商行就要请尊保护神。请谁来保护呢?当然请关公是最恰当的了。关公既是忠义神勇的化身，又是河东这个运盐出发地的山西老乡。于是，便请一尊关公像，放在车队的最前面。运盐的车队到了目的地，关公像便被商人置于尊位供奉起来，一日三餐，焚香鞠躬示敬。随着山西商帮的兴起，很多节点镇设立了山西会馆，作为山西商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当然，也是当地的商人与山西商人聚会谈判的地方。

各地的商人本不明白为什么山西的商人那么会赚钱?到山西会馆来多了，他们发现，原来山西的商人供奉关公。于是，不究其详，回到家里便也请一尊关公像供奉。时间一久，传之愈远，关公便从保护安全的武圣人，演变成了保佑发财的武财神。到今天，海外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裔商人，敬关公求发财甚于内地。这一点，可以作为晋商开放的经营模式和开放精神特质的一个旁证吧!

晋商有开放的企业内部制度安排

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必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之一，就是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

一是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杜绝“因人设职”。晋商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机制和观念。

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了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在“经理制”下，资本所有者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日常经营活动一般不具体过问，令其放手经营。

“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二是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晋商适时调整，不拘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资本自身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

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制度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区别于“顶身股制”的收益股份，在资本股份下，股东凭其银股多寡分享商号、票号利润，影响其运营方向，并担负着相应的亏赔风险。同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财与私财不分”数千年来固有之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利。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为晋商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晋商制度安排开放性的具体体现。

晋商有开放的组织机构形态

晋商的足迹见证了内地“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边邑“驼马穿梭，不知其数”的繁华。不仅沟通了发达商埠与偏远边疆的联系，还搭建起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商号和票号经营业务多样化和跨地区经营的特征催生出类似“子、母”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

据俄国波兹德涅耶夫1893年的记载，归化城的大盛魁同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年约900万-1000万两白银，每年有1500峰骆驼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倘若从寻找交易伙伴、价格谈判、合同订立、执行交易到后期监督全部活动交由市场完成，商号将面临巨额的交易费用。通过“联号经营”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达到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开放的意识造就了晋商发展的“大格局观”，使晋商突破地区限制，建立起“联号经营”的组织结构形态。尽管商号、票号在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也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联号经营”模式不失为对商号、票号开放的组织形态的一次有益探索。

晋商有开放的商人组织形式

晋商长期旅外经商，身处异地他乡，遂将同乡之人联合起来，在全国工商业城镇广建会馆。

会馆的作用不止“联乡情、笃乡谊”，还是聚会议事，沟通商业信息的重要场所。晋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认识到“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扩大商业经营离不开知识与信息的沟通交流。信息在开放的系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有效信息为晋商商业决策提供了依据。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商打破狭隘的地域概念，商人组织由会馆转变为公所，实现了“无分畛域，内外市商，皆联为一体”，成员间的关系逐渐由地缘关系转化成业缘关系，商业性增强。而商会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山西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推动了商人组织由公所向商会的转变。商会以“专以商务为问题”为宗旨，在协调成员商业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山西商人始终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因势利导，推动商人组织由自发性管理发展到自觉性管理。

综观山西商人漫漫五百年商业之路，其成功离不开栉风沐雨、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离不开诚信笃实、义孚天下的商业文化，更离不开变中求新、变中求进的经营智慧。无论“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股份制”的资本组织制度变迁，还是“当铺——钱庄——账局——银号——票号”的信用机构变迁，抑或“会馆——行会——公所——商会”的变迁，均是其经营管理制度不断创新的结果。晋商以其开放发展的商业意识，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卓绝的商业魄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拘泥于原有制度系统的固定模式，在经营环境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前，以开放前瞻的眼光，把握制度创新的有利时机，促进和保障了制度系统的开放，进而保障了制度系统的有序性，而这也正是晋商历史上称雄商界的重要原因。

晋商精神的核心：开放和诚信

诚信确是晋商文化的信心内涵。但我认为，仅说诚信是不全面的。晋商虽是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晋商文化的诞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广袤土地上，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山西商人集团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开放进取精神，也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创新奋斗的包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晋商文化不是山西商人局促于山西这个四塞之地的创造，相反，是山西的商人走出表里山河，融汇多种文化元素而形成的。

山西商人是走天下的商人，漫长的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必然会吸纳融合所到之地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海洋是走向开放的通途，但在中国南方的商帮从海上走出去之前，晋商早就从陆地上走出去了。

晋商和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中国人从陆路对俄贸易，山西人最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其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均可往来互市，从此晋商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此后在恰克图建立了中俄贸易口岸市场。若没有多元性、开放性的文化特征，晋商又如何能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

其实，何止晋商，从精神特质上说，山西人的骨子里就有走出大山阻隔的冲动，晋文公成就春秋五霸之业，晋国地域广覆今天的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大部分地区不说，就说传唱几百年充满悲壮苍凉的走西口，那不正是山西人不远千里万里到异乡他邦创业求存的最直观的写照吗?

什么是开放型经济，有一种概括说：两头在外，即资源在外、市场在外。晋商票号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广布欧亚大陆，“汇通天下”是何等开放的气度!用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这不正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吗?这不正是典型的开放经济吗?我想说的是，概括晋商文化，不仅不应该把“开放”丢掉，而且要把“开放”放到诚信的前面，即“开放和诚信”。开放，是要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实现交易;诚信，是因为想在更大空间赚更多的钱，更持续地赚钱。这样，就使晋商的诚信不局限于传统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不只是传统仁义礼智信的“信”，而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这就使晋商的诚信成为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山西要充满开放发展的文化自信

把晋商文化中的开放基因提炼出来，有益于今天的山西人特别是新晋商增强开放的文化自信。

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骆惠宁书记深刻地指出：“山西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开放不足，必须大力提高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开放素质和开放能力。”

爱因斯坦说，创新就是发现新的组合。三个元素的组合方式是6种，四个元素的组合方式是24种，五个元素的组合方式是120种。元素增加一个，组合方式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仅在既有的资源和元素之间寻求组合，其发展路径、发展空间必然是有限的。要实现发展目标，就需要开放引进新的发展元素，如新的技术、人才、理念、市场、资本经营元素等。每一种新的组合，就是一种新的发展路径选择，就是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所以，骆惠宁书记说，推动转型发展的过程，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关起门来不可能转型。要整体上转过身来，眼睛向外，登高望远，以开放的心态推动转型发展，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山西人从来具有开放的胆气，晋商蕴涵着开放的精神特质。今天的山西需要而且应该充满开放发展的文化自信。(此文为作者在“开放山西”高峰论坛会上的主旨发言，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