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左）在现场发言。中国青年网记者 暴英霞 摄

如何看待这部个人化的文学史？

面对众家所编写的文学史，与会嘉宾分别从文学史、史学、文化批评等角度，对当前集体编写的文学史以及以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个人化文学史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陈平原认为，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外行人写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他表示，除了集体撰写和个人撰写差别外，还必须清楚，这不是一本专业著作，而是一本课堂实录，出版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理解大学课堂上是怎么来讲中国文学的。因为很多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学问大的不一定课讲得好，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课堂是必备的，声音随风飘逝了，而文字可以受益终身。钱穆这本中国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可以受益终身的著述。

陈平原表示，《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就是胡适之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在民国年间，与胡适之、傅斯年等相比，钱穆并非是主流学术人士，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和趣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马勇认为，这部文学史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毕业30年来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后来集体编、个人编写的文学史纷纷出现，但不管哪种文学史，实际上都需要编者有广阔学识作为基础，然后再做专题性的小眼界。”他还认为，这本书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即个人写史的必要性。他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我们很多文学史都是集体编写的，个性化文学史很少，近两年尤为如此。他发现，一本集体编写的作品中会出观点打架、重复，重大事件遗漏等隐藏问题。“我鼓励个人写史，这个规模可以写得很小，但不管是在写断代史，还是写个传史，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而钱穆这本文学史表达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保持了一个完整的思考体系，这与钱穆先生的阅读量很大不无关系。”

解玺璋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谈了文学史。他认为，钱穆先生或者其他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史，其实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因为他们在价值判断上，不受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而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