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网04月10日讯，Alejandro Nava正离开他委内瑞拉的家，但他不打算再回来。

　　Nava放眼于国外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国家已失去希望。委内瑞拉正与一场已经失去控制的经济危机作着斗争。这场危机已导致了一系列永无止境的慢性问题，从暴力犯罪到基本的医疗健康。

　　去年，他中产阶级的家庭一度没有鸡蛋、牛奶、黄油等基本物资，国家陷入了一场食品短缺危机。但那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安全才是。

　　“我们每天生活在被抢劫和枪杀的持续恐惧中”，Nava说，“没有稳定感。你不能存钱，你无法为未来计划”。现年24岁的Nava最近搬去了美国，他已获得了一张前往那里的移民护照。

　　作为委内瑞拉Maracaibo市的一名非合伙律师和大学教授，Nava每月只能挣50美元。突破天际的通货膨胀摧毁了他的薪资。他申请了美国的Ivy League法律学校，希望做一名律师帮办。

　　Nava已经成为了在委内瑞拉愈演愈烈的一种趋势的一部分，而这种趋势对委内瑞拉的未来有着坟墓般的意味。自1999年民粹主义政权上台以来，近200万委内瑞拉人已离开国家。委内瑞拉的总人口为3000万。

　　但是速度在加快。根据委内瑞拉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的教授Tomas Paez, 去年有近20万委内瑞拉人逃离国家。这是1999至2015年早期平均速率10万人/年的两倍。

　　其它数据也支持他的发现。根据研究机构Pew Research的数据，委内瑞拉人在美国的庇护申请去年上升了170%. 而在阿根廷，来自委内瑞拉人的居留申请增加了120%. 在西班牙，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在过去两年已翻番。

　　委内瑞拉的政府不公布任何移民数据。具有悲剧的讽刺意味的是，委内瑞拉 -- 一个资源富足的国家 -- 曾经有着欢迎移民的悠久历史。而现在，它却遭受着大量的向外移民。Paez称许多移出国家的人是教育程度较高，具有熟练技术的。

　　委内瑞拉的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终点。严重的食品和医疗物资短缺让该国步履维艰，而暴力犯罪使得没人敢在夜间外出，绑架成为家常便饭。上上周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从反对党领导下的立法机构处夺取了权力，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其试图制定自己法律的表现。该举动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公众抗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预计，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今年将达到1660%. 该国的货币玻利瓦尔价值不到一美分。Nava意识到能前往美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获得一份工作。但许多人并没有太多选择，只是尽快前往他们能去的任何地方。

　　Analiz Suarez必须得离开她生病的母亲Onelia, 移居至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Suarez与5个人委内瑞拉人和1个古巴人居住在一间7人公寓里。Suarez是去年6月抵达这里的，之前她曾申请居留哥伦比亚但未能成功。

　　现年37岁的Suarez曾经是一名记者，现在在一家数字营销公司工作，每月挣14000阿根廷比索(合909美金)。这比她2014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每月只能挣100美元的待遇好得多。

　　但是扣去税款、租金、食物、为其母亲治病的存款、前往阿根廷的机票，Suarez仅能勉强维持度日。她尝试在平面造型设计以及为公司写新闻稿方面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Suarez削减了每样东西的开销。她现在自己理发，并且不再染发。她购买最小量的食物。她在阿根廷的最初六个月只看了一部电影。周五晚上是与其他委内瑞拉伙伴在他们狭小的公寓喝便宜的啤酒来度过，每个人都出点钱。

　　她告诉自己不要失去希望。“我的朋友们也不住在自己的国家，他们都离开了”，Suarez说。关于可能永远不能回家的未来，她说，“你必须关掉一个情感的开关，使自己变得坚强，而不至于陷入抑郁”。

　　23岁的Diego Hernandez也可能不会回去了。他曾尝试到美国，找一个接收他并资助他护照的大学，但是无法找到，最终也去了阿根廷。他在去年8月抵达阿根廷，与他的哥哥同住。他的哥哥不愿透露姓名，因为他曾在委内瑞拉被绑架。

　　Hernandez最近搬去了他8个月内第三套公寓。公寓家徒四壁，位于一个高档生活区邻郊的轨道交通附近。火车每几分钟就会呼啸而过。Hernandez的床垫就放在地板上。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老的PlayStation游戏机，兄弟二人一直很喜爱用它来娱乐。

　　Hernandez在一家服装店工作，一个月挣10200阿根廷比索(合662美元)。除却生活成本后，他每月只剩135美元，相当于每天不到5美元。他正寻找第二份工作，同时晚上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学习，希望成为一名营养学家。

　　但是他喜爱布宜诺斯艾利斯无拘无束、没有压力的生活。Hernandez说他可以将他的手机带至公共场所，不必害怕被抢劫或谋杀。

　　他的妈妈经常从加拉加斯给他打电话，哭泣着他的儿子离开了，并且也许永远不会回来。“这真的很难。我想念我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房子，我的风俗习惯，我最喜爱的食物”，Hernandez说，“但是如果委内瑞拉不改变，我们不想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