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浙江省的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如今的江郎山已是名满天下。江郎山相传为江氏三兄弟登巅化石而成。故事很通俗：三兄弟同时爱上了美丽的须女仙子，须女无奈远走天庭，三兄弟登上山巅远眺，从此再也没有回家。不俗的是，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演绎了许多“望夫崖”“盼夫石”的传说，但少有听说男人站在山头等候女人的。可江山人就是不一样，是三块一起站，一站千万年。

　　我是地道的江山人，满口改不了的乡音，满腔化不开的乡情，还有一个顽如江郎三石的脑袋。2000年8月，我由乡镇党委书记转任江山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不料这一脚跨进旅游界后，就像那江郎三兄弟一样，我的心再也没有走出来。即使后来到市农办、市政协经科委工作，还是如此。关于我与江郎山，要说的实在太多，这里就讲几个小故事吧。

　　故事之一：年后第一天进京，就为“抢”一块牌子

　　上世纪80年代初，江山就组建了江郎山风景名胜区开发建设办公室。1990年，难于上青天的“郎峰天游”南线工程竣工，耗资13万元，就凿建了1500多个台阶和安全护栏，那是徐日位等10余名工匠以1000多个生命相托的日子换来的。

　　我接手时江郎山已是省级风景名胜区，1997年又经国家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团的考察。我想，要为咱江山争取一块国家级的牌子来，得让旅游带动咱江山的老百姓致富。当时我还不大懂旅游业对于一个城市更多的意义，只有为老百姓做点事的朴素想法。

　　最大的问题是竞争太激烈了。1995年同一批申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全国有80多个，仅浙江省就有仙居神仙居、诸暨五泄、永康方岩等7个，而建设部要求原则上各省最多只有两个名额。怎么办？

　　打铁还得自身硬。到任以后，我们对照申报要求，仔细寻找差距和不足，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相继编制实施了《江山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江郎山——仙霞关”风景旅游区旅游开发策划书》；完善江郎山景区各类标牌标识，整修十八曲景区游步道、开明禅寺广场和登天坪广场；启动了江郎山须女湖项目的规划设计。仅1年多的时间，江郎山景区的面貌就实现了较大改观。

　　申报还得勤沟通。作为一线基层干部，我赴京向国务院秘书局、建设部等专题汇报就不下10次。那是北京啊，我们去了进不了门，就变着法子进门；白天找不着领导，就晚上守在其家门口等候；进去没有凳子坐，就站着汇报。

　　万事似乎都具备了。没想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却下在了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等来了江郎山“出局”的内部消息。

　　人家在过年，我却在筹划“翻盘”大计，那真是个度日如年的春节啊。年后上班的第一天，时任江山市委书记的陈钟，就黑着脸亲自率小分队进京了。过程一波三折，最后峰回路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佩云前一年刚上过江郎山，既有感情又有发言权，在她和其他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江郎山终于8年梦圆，跻身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这时，陈书记才露出了一丝微笑。省建设厅领导说，你们江山人创了历史记录，让浙江省在一年内有3个景区同时申报成功国家级。领牌的那一天，厅领导还与我调侃，说戴笠老家的人确实厉害，大过年的这么机密的消息也能得到；硬功夫也了得，在上面红头文件签而未发的间隙，还要去跑且获成功！

　　故事之二：为了一个“4A”，出国居然“手舞足蹈”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拿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时的4A级是旅游景区的最高荣誉，相当于现在的5A，创建要求极高。

　　江郎山已经有了一块国字号的牌子，还要不要去“争”这个4A？当时是有争议的，我个人坚持要“争”。那时我进入“旅门”已3年多，知道旅游业能带动老百姓致富，旅游还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一张城市的名片。这一次我认为不仅是为了一块牌子，还要利用创牌子的过程提升自己。创建标准多而严，有涉及景区的旅游交通、服务设施、综合管理、资源环境的保护等近200条。我要借创建之机，由表及里对景区的管理服务进行一次质的提升，进而推进全市旅游产业克难攻坚的系统性工作。

　　首先是外观的改头换面，采用高档防腐木对江郎山景区所有的标牌、标识进行彻底改造，新增了126块景点指示牌、景物介绍牌、各类警示牌；其次是“总部”的华丽转身，对江郎山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开展专业设计，强化综合服务功能，方便游客了解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及风土人情；第三是以人为本，全面启动景区公共服务提升工程，对10余座景区厕所全部按照A级旅游厕所标准进行改建；设立医疗点、公用电话亭、邮政服务点，并从细节入手，新增或更换江郎山个性垃圾桶56只。其间两次邀请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对创建工作进行专题视察。

　　因为诚实，所以扎实；因为扎实，所以顺利。但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在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我又大大地出了一回“洋相”。

　　省旅游局将江郎山创建4A级景区，作为当年首批现场验收的单位给予重点支持。这次因为我心里太有底了，而放松了警惕，没再去打探“情报”。结果在我正随同省级代表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学习考察时，4A暗访团要来江山了。虽然我们创建工作扎实，但局长不能现场接受迎检工作，很可能会遇上许多意外情况。身处异国他乡，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是真正的夜不能寐啊！我干脆连夜拟订了十条迎检注意事项，由于当时没有微信等工具而不能及时传回国内，只能传真。由于夜里找不到翻译，外语我只识ABC，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与酒店方进行沟通，他们也听不懂，我刚刮干净的胡子都急出来了。最后，我站在大厅里手舞足蹈，向服务小姐用手语比划加画图表示，才将文件完整地连夜传真回江山。后来听说，那十条意见还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江郎山顺利拿下国家4A级旅游景区牌子。

　　故事之三：一次“先斩后奏”，是为圆一个大大的梦

　　江郎山还真是一座奇山，有许多做不完的“梦”。

　　2005年6月中旬，有“当代徐霞客”之称的国内丹霞地貌研究权威人士、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的黄进教授，向江山市旅游局发出到甘肃省张掖市参加中国丹霞地貌研究会的邀请函。我牵头精心准备了的一份江郎山保护与建设的材料，在大会上作了深入交流，备受瞩目。我知道，新的机会又来了。

　　2006年12月12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中国丹霞地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研讨会，成立了“中国丹霞地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协调领导小组，由各省推荐专家组成申遗专家组，标志着中国丹霞地貌系列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正式启动。大会以“自愿申报”的原则向各地发出倡议，并要求如果要参加联合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会议期间马上由当地旅游部门负责人签字。

　　接到参加此次会议的同志电话后，我又陷入了沉思。江郎山要不要参加申遗？需要做哪些事情？投入会不会太大？市领导是否会同意参加这个前途未卜的申遗？最后付出的努力是否有结果？很多难题一时无法作出判断。要知道，浙江省当时还没有申报成功的先例。在经历了半个多小时的思考挣扎后，我一拍大腿：现在来不及请示报告了，干！

　　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当即通知参会人员，说这是让江郎山走向世界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机不可失。你们现场签字，风险我先担着，事后马上向市里汇报！于是，江郎山与其他9个丹霞地貌景区共同加入了捆绑申遗项目行列，走上了为期4年、跌宕起伏的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之路。

　　其间由于竞争陷入白热化，许多内幕这里还不能公开说，江郎山申遗的前景也忽明忽暗。后来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定调：浙江作为经济、文化大省，世遗还是空白，这次省里下定决心，全力支持永康方岩、江山江郎山申报，齐心协力，务求成功。我说，江郎山作为老年期丹霞的典型代表，别人难以替代。江郎山申遗全市上下重视，虽然很难，但我们要让专家权威说话，让资源禀赋说话，让扎实的工作和材料说话。

　　故事之四：人是离开了，心还依恋着那座山

　　2009年2月，我由旅游局调到市农办工作。工作岗位变动了，但我对江郎山依然魂牵梦萦。对江郎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还好，农办工作与申遗密不可分。我积极整合农办相关资源，为江郎山申遗献策出力。

　　尤其是2009年至2010年期间，江郎山申遗到了环境整治的关键时刻，整治得好意味着能够得到专家的首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机会就能够变大。

　　当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十分重视申遗，可以说，为了申遗，全市上下万众一心。所以，在安排村庄整治建设项目村时，我拍板优先考虑江郎山周边村庄，连续两年共安排了八个省级村庄整治村、一个省级污水处理村、两个环境整治提升村，有效改变了江郎山周边村环境面貌。因申遗保护的需要，江郎山村有17户需要整体搬迁，农办为其包装了搬迁项目，出资20多万元用于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在国际专家前来实地考察前夕，安排专款470多万元，用于江郎山申遗整治区域“赤膊墙”和考察沿线整治。连续3个多月，我每周3次以上到现场督查环境整治工作的进度与质量，共为江郎山申遗整治区域77户农户的“赤膊墙”进行“穿衣戴帽”，为申遗创造良好的视觉效果。

　　2010年8月2日，第三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湖南莨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贵州赤水、江西龙虎山(含龟峰)和浙江江郎山联合申报的“中国丹霞地貌”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江郎山啊，你又圆了一个大大的梦，当然我也是。

　　作为“局外人”，我自然不能去现场，但我并不失落。那天傍晚，我不知不觉散步到了江山市旅游局。那是须江边一座又小又旧的小楼，斜对面就是洁白的须女雕像。10年前，我第一次踏进位于江滨路29号的这座小楼时，因为想起江氏三兄弟的传说，我曾多看了素雅的须女一眼。似乎是被远古的一个魔咒所操控，从此我就与江郎三兄弟并肩站在了一起。正如白居易的诗所说：“安得此身生羽翼，与君往来醉烟霞。”

　　没错，世人谓我恋山水，其实只恋江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