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下了一个判断：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阶段有新特点：

　　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

　　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

　　如何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何种复杂性？在金融监管领域，其实就是通过了两大文件，即《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要立足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按照资产管理产品的类型统一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促进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发展。 ”

　　“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明确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强化股东资质、股权结构、投资资金、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监管，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 ”

　　新词不少。读懂了这些新词，或许就能读懂金融监管的未来走向，也就能明白近期银保会成立、央行双首长制甚至安邦案开庭等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整体逻辑。

　　灰犀牛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直是这两年金融工作的重点。其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则是重中之重。

　　风险在哪里？易纲在几天前的公开讲话中说得很清楚。

　　用易行长的话说，目前，中国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很突出：不规范的影子银行快速上升势头虽然得到遏制，存量仍然较大；一些机构在未取得金融牌照的情况下非法从事金融业务，部分非法金融活动借助金融创新和互联网之名迅速扩张；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连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而不管是上面说的影子银行，还是金融控股集团，其风险大头，都是资产管理业务。

　　偏偏中国的资管体量又大得惊人。有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才首次推出银行理财产品，2012年资产管理规模为已达27万亿元，到2016年，这一数字则是11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43.97%！116万亿是什么概念呢？同年年底，我国的GDP水平是74.4万亿——远不及资管行业规模。

　　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银行、保险行业总资产规模分别为192万亿元和17万亿元。增长之迅速，令人咋舌。

　　事实上，部分金融控股集团只用了短短十来年甚至是几年时间，资产规模就达万亿元级别，成为事实上“大而不能倒”的重要系统性机构。

　　当然，如果一切都合法合规，如此快速增长并非坏事，但问题是不守规矩的太多。前两天，在上海，有一场生动的案例教学：备受关注的安邦吴小晖一案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公诉人指出，安邦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2011年隐瞒股权实控关系，以安邦财险为融资平台，用假材料骗取保监会批复后，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然后，吴小晖又拿超募资金增资安邦集团及安邦财险，虚构偿付能力以后再大规模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主要是投连险与万能险）。截至2017年1月5日，累计向1056万余人次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超出批复规模募集资金7238.67亿元，至案发，实际骗取资金652.48亿元。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既然是保险，就应该姓保，但是吴小晖大规模销售的投资性保险明显与之背道而驰。更何况，此举大多是通过“循环注资、虚假注资”这类非法行为进行的。

　　事实上，拿着借来的钱，吴小晖还 “将部分超募资金转至吴小晖实际控制的产业公司，用于对外投资、归还债务、个人挥霍等。”这再有就是“通过不正当的关连交易进行利益输送”，“ 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此次深改委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无疑就是向这类行为释放出了坚定的监管信号。

　　堵漏洞

　　灰犀牛是怎么长起来的？

　　毋庸讳言，此前监管之手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与监管制度漏洞，给他们留下了一片”水草丰美“的无人地带。

　　此前我们文章说过，以往的监管模式是“各路神仙，各管一片”，在金融产品监管层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无法穿透资金底层，也看不清资金的最终流向；在机构层面，也是条块分割，地方金融办只能管各地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保监部门只管保险类机构，而银监会只负责银行系统。

　　这就导致，有时明明发现了风险的苗头，没人愿意出头去管；一旦出事，大家心照不宣的处理办法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而在面对金控平台时，情况更尴尬，平台下从券商、基金、保险、信托到银行，各种业务“扯不断理还乱”，DNA检测都分不清“孩子”归谁。

　　这就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监管措施。诚如易纲在2010年指出的，监管缺失与执行不力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大因素，监管部门协同不畅导致危机救助迟缓也是问题所在；去年初，郭树清履新银监会主席时也曾明确表态：“金融乱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监管制度缺失”，要尽快填补法规空白，及时更新已经滞后于业务和风险发展的监管规制。

　　所以，我们到底需要一套怎样的监管系统，去防范这头灰犀牛？

　　监管

　　这次深改委会议直接指出，要摁住牛头，“最大程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办法就是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补齐监管短板。

　　一般来说，提及金融监管，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货币政策、汇率管理这类，其实这就只是我们常说的“微观审慎监管”；那么，何为“宏观审慎监管”呢？

　　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微观领域之外，管控一些更大层面的东西，比如，防范不同机构间的风险共振与转移，强化监管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国际经验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管理就已经成为国际监管的大趋势了。2009年，中国央行就曾明确指出，将宏观审慎管理纳入宏观调控框架。

　　那么，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为监管又是指什么呢？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曾专文讲过。简单来说，机构监管，就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风险管控和市场退出机制等进行监管；

　　功能监管，就是一个部门按照自己的职责范围，负责监管一批具有相似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业务。它的重点是金融机构所从事的监管，而不是机构本身。比如信贷业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还是保险公司都可能提供相关金融服务，那么，无论提供服务的机构是谁，银行业监管部门都对这类业务进行监管；

　　行为监管，则是针对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人的行为的监管。它涉及的监督管理，可能包括禁止误导销售及欺诈行为、充分信息披露、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等。

　　2017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大踏步变革，去年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今年合并成立“银保监会”实行统一监管，同时明确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以及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其内在原则就是要分离发展与监管职能。

　　可见，分离规则制订与执行部门，一手抓金融系统发展与稳定、一手抓市场行为监管的“双峰”监管模式已经正式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