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讲故事）经常出现一条红线，我烦透了一条红线穿珠子，我不穿珠子行不行？

大珠小珠落玉盘行不行？我不要那个红线行不行？我红线是隐性的行不行？我是绿色的线行不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璇|北京报道

《君紫檀》剧照

“你为什么会长这么高？”

“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老师的帮助下长这么高的。”

这段对话，来自张以庆的纪录片《幼儿园》。这部展示武汉一座寄宿制幼儿园孩子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一经推出，便引来热议。

“拍摄幼儿园纪录片，一百个导演会选择拍讲故事、唱歌、画画，一万个导演会拍庆祝六一儿童节，这都是我坚决不拍的。春游、小河边、手拉手、做游戏这些是概念，只要是概念，我就不拍。”张以庆这样说。

于是，观众惊异地发现，幼儿园里的孩子竟也懂得仿佛只有在成人社会才存在的种种“潜规则”。

这部《幼儿园》，连同此前那部“捧红”了舟舟的《舟舟的世界》，让张以庆在纪录片界名声大噪，并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的肯定。多年以来，他的作品，一直被列入大学影视专业的必看片单。

“张以庆当年出现时是有些突兀的，他完全是纪录片潮流之外的人，但是他的作品，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启发。”在近日举办的张以庆导演学术研讨会现场，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同道这样评价。

一次次出人意料

张以庆与舟舟的相遇纯属偶然。

1995年，在拍摄一部表现大学生就业的纪录片《起程，将远行》时，张以庆去武汉乐团拍一个学生，遇到了常年在乐团旁听的舟舟，后来便有了《舟舟的世界》这部纪录片。

《舟舟的世界》播出后，反响热烈，舟舟从此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有了真正上台指挥的机会。而张以庆独特的拍摄理念，也渐渐被外界知晓。

“这个题材，如果只拍成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和音乐的故事，那就永远是猎奇，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这是猎奇。为什么？因为我是在表现一个人和他的生存环境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世界命题。看到舟舟，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张以庆说。

在《英和白》里，张以庆则将视角转向世界上唯一一只被驯化的熊猫“英英”与驯养师“白”的关系上。在整部片中，英和白都保持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有一台电视机，将外部讯息带入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个七八十平方米的房间。

与强调现场感、同期声、长镜头的主流纪实观念相比，“不走寻常路”，是大多数人对张以庆作品最直观的印象。

张以庆的新作《君紫檀》，讲述的是紫檀匠人顾永琦的故事。不少人担心，张以庆这次会拍出“高级的广告片，或者是好人好事表扬稿、一位民营企业家的传奇”，砸了自己的牌子。

结果，这一次张以庆又没按照众人的设想行事。拍摄初期，他没有将镜头对准顾永琦，而是先找来关栋天、陈丹青等文化名人，又引入了昆曲、京剧等门类的艺术表演。

即便是拍摄顾永琦本人，张以庆也选择“偷拍”的形式。据顾永琦透露，“我平时爱打太极拳，结果我二弟（张以庆）就在寒风里躲着偷拍我，冻得不行了也不说一句。”

直至看完成片，顾永琦才知道，张以庆都请来了哪些客人，而与他有关的画面，也记录了不少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片段。

事实证明，这次张以庆还是没有拍“甲方片”。

纪录片也是艺术

张以庆最怕的，就是在创作上重复自己。

“我觉得每一次表达都要有一个全新的东西。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导演应该做到，作品在五年之后还能拿得出手，十年之后还能不脸红。”张以庆说。

从《舟舟的世界》《幼儿园》到《英和白》，张以庆的作品越来越弱化叙事，而增添了哲学思考和艺术化探索。

“张以庆的作品有一个大的趋势：从具象到抽象、从文学到哲学。《舟舟的世界》还觉得像小说，有人物、故事；《英和白》就像寓言了，主角可以没名字，也没故事；《幼儿园》更是一堆碎片，那些孩子叫什么一点都不重要。这部《君紫檀》准确地讲，完全没有故事，连一件家具从开始到完成的过程都没有。”张同道说。

在《君紫檀》里，由于紫檀家具与人的感知息息相关，张以庆便尝试拍出紫檀材质的“触感”。通过引入绸缎、水滴、婴儿、纤手等意象，紫檀的光滑触感在观众的通感中得到了体现，而京剧念白的解说词、流动的逻辑线，也为整部影片营造出了强烈的诗意。

张以庆的作品曾被许多人质疑是否属于纪录片这个范畴，他的碎片化的剪辑方式也常被人们评价为“看不懂”。

对此，张以庆有一个著名的“红线”比喻：“现在（讲故事）经常出现一条红线，我烦透了一条红线穿珠子，我不穿珠子行不行？大珠小珠落玉盘行不行？我不要那个红线行不行？我红线是隐性的行不行？我是绿色的线行不行？”

“很多人只重视纪录片的社会性、新闻性、历史性，但是不把纪录片当作艺术来看待，张以庆的创作则更多关注那些超越表层行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体现出了艺术性，这点很难得。”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副总编辑徐海鹰说。

“就让他自由生长吧”

“平生三十年，我没做过一个领导交办的片子，这在电视行当里是很少见的。”张以庆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创作生态，让张以庆得以成为“张以庆”？

1987年，张以庆从武汉市手表厂调入湖北电视台。他的前任上司、湖北卫视原总监景高地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张以庆借调到电视台期间，曾拍摄过一部名为《童年，七彩的歌》的纪录片。

张以庆很重视这部片子，而当时电视台的制片主任审完片后，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张以庆以为“片子完蛋了”，与摄影师来到景高地的宿舍里，“倒在床上起不来”。

景高地对他们说：“主任走了并没有说这个片子不能播，我告诉你这个片子能播。”

正式转入电视台后，湖北电视台的多位领导，也都对张以庆采取宽松甚至是“放任”的态度。

“我说张以庆需要报什么选题呢？张以庆既然是个奇葩，就让他自由生长吧。他找到了好选题就会告诉你，你只要告诉他行还是不行就完了。拍几年那是他的事，什么时候出来那是他的事，他怎么痛苦去拍那是他的事。”景高地回忆。

对此，电视台的同事也并非没有过非议，景高地则统一回应：“只要你能拍出《舟舟的世界》，我就给你这个待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电视台的知人善任，成就了张以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