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蔡一鸣整理

　　李肖园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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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件回述

　　

　　雷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5月7日晚因涉嫌嫖娼被警方带走但在去往派出所的途中突发心脏病身亡。

　　据雷洋妻子回忆，从5月7日23时30分至5月8日凌晨1点，她和亲属不间断打给雷洋电话，但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直到5月8日凌晨1点，电话有人接听，接听人自称来自昌平区东小口镇派出所，并告知亲属需要去派出所，亲属于1时30分左右到达派出所。

　　5月9日21时24分，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官方微博@平安昌平通报此事，称“5月7日20时许，昌平警方接群众举报称：位于昌平区霍营街道某小区一家足疗店内存在卖淫嫖娼问题。接警后，警方依法迅速开展查处工作。当晚，在该足疗店查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六名。期间，民警将涉嫌嫖娼的男子雷某（29岁，本市人）带回审查时，该人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警方依法对该人采取了强制约束措施。在将该人带回公安机关审查过程中，该人突然身体不适，警方立即将其送往医院，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据《新京报》报道：“警察表示，途中雷洋曾强烈反抗，跳车时头部着地，因此受伤。”

　　雷洋妻子对丈夫“涉嫌嫖娼被控制后死亡”表示无法理解，并对事发时警方的执法以及事后警方的处理提出了质疑。她在上述网帖中质疑：雷洋生前在哪个足疗店犯事，具体是什么时间；警方执法的过程发生了什么；身上留有的伤疤以及口里流血怎么解释；为什么死亡后打电话不接，其手机的定位信息为何被部分删除。

　　5月10日上午，澎湃新闻就彭吉岳关于“存在肢体冲突”的说法致电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座机电话始终无法接通。昌平公安分局在通报中称，目前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已介入并开展侦查监督工作。

　　二百余字的官方通报，相对于家属提出的案件疑问和公众对于事实真相的逼问，并没有形成信息对称的解答。公共舆论场上仍有若干基于常识判断的质疑亟待解决。

　　为此，新闻传播学研编辑部在微信群内专门做了一次深入讨论。

　　Q1

　　你对雷洋事件怎么看？

　　学研小编李雪峰：

　　人大嫖娼两个关键词。一旦新闻被加上一些特殊的标签，新闻的传播速度就会蔓延式增长。无独有偶，这个事件将人大与嫖娼两个在人们刻板印象中明显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名词组合到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极具噱头的新闻标签。

　　学研小编蔡一鸣：

　　热门事件总会有一两处这样或那样的相似点。乍眼的标题、夺人眼球的关键词、骇人听闻的情节铺展，以及必不可少的——真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普通背景下的恶性事件。无论是小悦悦被撞14个路人无人敢扶的道德泯灭，还是和颐酒店女生险遭男子绑架的人心惶惶，抑或是魏则西就医被骗的庸医诈骗，正因为这些案例源于身边使之亲切，才能引起大部分网民波澜状的跟随评论。

　　学研小编连昕萌：

　　近来的案件，感觉大多都是受害者方寻求网络帮助，才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也应该有影响，网络事件的套路总是这样。 现在看网民的爆点： 1、人大硕士（发帖者贴的标签）； 2、未足月的女儿，微信头像也是很暖心的那种（情感共鸣）； 3、删帖（正在发生的行为加剧了网民讨论的紧迫性）； 4、事件本身疑点颇多（时间差问题） 5、公道、十万赞等，煽动性话语，唤起舆论热血……这件事情跟孙志刚案、躲猫猫案意外的相似，所呈现出来的事件细节都相当的有违和感和匪夷所思。作为真正的职业新闻人，贴标签、情感渲染是他们操作新闻的得力法宝。但是现在新闻传统范式早已变形，参与式新闻、草根新闻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媒体为求速度也只能从用户那里直接提取了，少见有压后核实的。但媒体报道后，从媒体渠道获得信息的受众又会对事件产生怎样的看法呢？媒体的过滤功能大大折损，媒体的功能就是：“看！这里出现了个大新闻，大家都在说！”然后就暗搓搓的退居幕后了。

　　学研小编郑博文：

　　一开始吸引我是因为我信任的自媒体转发了。先是医疗系统又转到公安系统，社会公务系统里的矛盾激化轮流来啊。其次是这个事件本身，和警察执法相关，很容易挑起大众脆弱的神经。 还有个点，原帖中强调了一个词“天子脚下”，外地人在北京的问题。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都很巧合，正好是家里的亲人来看自己的时候。如果是素日里可能也不会这么轩然大波。综上，很容易让普通受众陷入情绪里而不是等待真相。

　　学研小编赵天石：

　　我觉得高校在读学生是现在舆情事件的主力，一加上人大硕士，就会营造与我有关的强烈关注和参与冲动，这样事件就会进一步发酵。

　　学研小编李楚楚：

　　最近舆论有些反应大啊。是事儿太多了，还是到临界点了？民怨沸腾的感觉。总在寻找各种发泄口。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愿意去相信的一部分。或许已经不是相信不相信谁的问题了。而是为什么出了公共事件后，舆论为什么总是选择“质疑”的问题了。

　　Q2 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宁愿相信所谓“民意”，也不愿相信“政府”？

　　学研小编曹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认为， “雷洋之死，调查清楚，说个明白，才会让我们每个人在一个正常国家免除自由出门的恐惧。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不能怪老百姓怀疑一切当下的公权力”。我的看法： ( 1 )一段时间社会矛盾的积累，造成了公信力的衰落； （2）舆论发酵传播中第一印象尤为重要，官方在这一点上习惯性地反应慢，回应不够； （3）舆论引导方式不正确，一味地删帖、禁言，让舆论的排气阀作用得不到体现，久而久之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怪圈。

　　学研小编梁超

　　因为在很久之前大家都相信也只能相信“政府”，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以迎合不同人的思维，有许多大V或者舆论领袖发声，给大众不一样的思考，而大众更趋向于符合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解释。

　　学研小编赵天石

　　大家有点“积怨已久”的感觉，仇官仇权贵成为社会普遍心态。已经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政府的处理方式存在不透明的问题，因此公众逐渐累积了对政府的不满意，而相关部门由于沟通传达的不畅，未能及时做出改进，因此，公众的不满转移成了对不改变的不满，双重不满下，公众情绪变得悲观而冲动。

　　学研匿名小编

　　阳光底下无新事。一而再，再而三的事件发生本来就很容易造成公众的不信任。而且，如果官方和民间的信息不对等，人们当然愿意相信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再次，官方的权威性弱化，不再是一家之言。

　　学研小编李楚楚

　　之前的受众的民主意识没有觉醒，现在越来越人开始关注这类公共事件。加之自媒体的发展，有了发声的平台。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参与信息发布，网络媒体的便捷性使受众直接参与传播的诉求越来越高。但是反应到公共事件中，政府却忽略这种需求或者没有及时回应。所以长期以往，这种舆论场就形成了所谓“官方”和“民间”的博弈吧。

　　学研小编陈凯欣

　　除了政府不够到位的信息公开外，在新闻事件的愤怒中也永远不乏前赴后继的网民，大家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政府的权威及其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暗示。也正是这样独立的迫切性，成就了另一种激进的跟风，造成舆论僭越。

　　学研小编连昕萌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 “塔西佗陷阱”和 “两个舆论场”，我觉得还有一个时代大背景的原因：参与式新闻和草根新闻的崛起。过去代表官方话语力量的传统媒体致力于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大家在媒体引导下达成共识最好不过（这也是过去媒体一直提倡舆论引导功能的原因——社会整合），现在新媒体的勃兴带来话语权的下放，人们不仅能畅快地评论事件，更能担当公民记者，主动寻找真相，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就是一例，网友甚至亲赴现场展开报道，参与式新闻就此成形。在这种条件下，传统媒体的滞后和无力暴露无遗。草根记者和传统媒体的力量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哪方力量更强，哪方就能赢得更多的瞩目的尊敬；一方力量的减弱，势必牵动起身下座椅的摇摆，公信力的下降。

　　学研小编蔡一鸣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 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不是所有公众关切的社会热点，都要统一用“维稳”定式：老百姓关心什么，政府就堵什么；老百姓质疑什么，政府就辟谣什么。只要负面消息一曝光，就要立即统一所有媒体“只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久而久之，只会让百姓离自己越来越远，让民怨越积越深。公信力来自基层百姓，而基层政府部门就是百姓了解国家”脸面“的最直接窗口。一些领导干部大摇大摆地当起了“太平官”、“太上皇”，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欺压群众、漠视民生，甚至以权谋私、弄权贪腐、巧立名目、敛财牟利，“口号响当当，服务冷冰冰，办事慢腾腾”直接让政府成了摆设。

　　群众由此对政府尽心竭力为百姓所做的大量工作产生怀疑，“信任危机”与“信仰危机”同时产生，互相作用，让“塔西佗陷阱”现出端倪。一旦社会处于“我不信”时代，不信政府而信舆论；不信联播而信微博；不信宣言而信传言；不信主流媒体而信自我判断，则表明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已经丧失殆尽，社会已彻底跌入“塔西佗“陷阱之中。如果说政府亟需扭转对群众的态度，更接地气、更贴民生、更懂得倾听百姓疾苦是需要做的话，那么民众也需要转变对政府“失信”的态度，正视事实，保持自清而不被舆论随意左右。我们需要对政府产生信任力，需要对社会产生公平和正义感。我们不能因为某一负面消息的震撼性就失去对于世道人心的判断，泯灭了所有关于正义感的思考，再次跌入“扶与不扶老人”那样的道德怪圈中。

　　学研小编韩中锋

　　总的来说，在雷某死亡一案中，官民意见之所以如此撕裂，重要原因在于有关方面以嫖娼之名泼脏水的先例。其二就是删帖的简单粗暴手法：不论雷某的社会地位如何、嫖娼是否属实，警方都应该及时用证据告知公众，一味删帖只能说明思想意识跟不上新媒体时代的变化，还坚持着老套且粗暴的删帖策略，另一方面也让人倾向于相信阴谋论的论调，事实上这种手法也只能消解官方的公信力，体现在事件中，必然加剧对该话题讨论的迫切性，自觉不自觉的暗示让人追寻警方发布的模糊声明之外的“真相”。现在舆论着重讨论的已经从被嫖娼转向了警方是否暴力执法，是否在执法过程中有失当之处，雷某的死究竟是否与警方无关。

　　事件一出，很多媒体自媒体都在站队，无非是结论先行，先树立结论然后从该案件中寻求能够支持自己结论的所谓线索，不仅没有提供任信息增量，反而使舆论更加喧哗，这样做的优点是能够倒逼官方尽快厘清事实，澄清谬误；缺点则是放大了这种情绪宣泄，容易倒向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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