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曾跟温家宝反映，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占了47%，2002年降为17%，现在还占多少？

　　敬一丹：我还没看今年的统计。说一点感觉，我值班主持的这一周，假如没有一条舆论监督的节目，我会问自己，我还是在《焦点访谈》吗？

　　南方周末：舆论监督力量曾经突破了多少禁区？

　　敬一丹：当时大盖帽是权力的象征，是警察叔叔，还可能是工商，它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是很醒目的，真的看着一点点在突破禁区。当然老百姓也批评我们，你们就是刑不上司局，只能打打苍蝇，不能打老虎。我就说，苍蝇不也得要打吗？我们一时上不了司局，县级以下，也是应该打的。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需要条件，同时我们还得问，自己是武松吗？

　　南方周末：《焦点访谈》是什么时候变的？

　　敬一丹：它是渐变的，不是到哪年就变了。我把它分成早期和现在，早期的，1997、1998年的《焦点访谈》，是有锋芒的，现在就变成了“你懂的”。

　　《焦点访谈》的兴衰和媒体环境相关。最初《焦点访谈》一花独放，那个时候“舆论监督”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生词，他们是在自家电视上看，用这么通俗的方式了解到，我还可以这样说话，我还可以这样实现我的权利。那个时候的公民权利、宪法，存在，但离自己挺远，《焦点访谈》让他觉得离得近了。

　　当时很多地方台都出现了类似《焦点访谈》的栏目，形成了一种电视现象。我常和地方台的朋友说，不是因为我们多能干，而是因为它在国家电视台，有尚方宝剑，也就是顶层支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舆论监督是需要顶层支持的。朱镕基总理就是善用舆论监督的典范，如果没有当时他自觉主动地运用媒体，就不会有《焦点访谈》那样的锋芒。

　　南方周末：你曾说是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意识和接受程度出了问题？

　　敬一丹：有舆论监督就有反舆论监督。说情在很多地方成了组织行为，最初的说情是老乡、同学，后来变成了组织行为，有些地方的主管部门来说情。有人说《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排队，第二条队伍是隐性的，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也是中国特色。

　　还有就是媒体环境，现在的年轻人，远离传统媒体，包括《焦点访谈》。

　　2010年左右，我去中国政法大学讲座，台下很多本科生，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

　　我说同学们没看过《焦点访谈》的举手。都没举手，心中暗喜。

　　第二个问题，谁现在还看《焦点访谈》？也没人举手。我的目光和几个人相遇的时候，有几个人举手了。我猜他肯定会说，我妈特喜欢看，我爷爷、我姥爷特喜欢，给我一个小面子。

　　第三个问题，谁在用微博？全礼堂的同学都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明天怎么办电视栏目，我明天还有观众吗？活生生的选择就在我眼前。后来我把这三个问题问了不同学校的学生，包括北大，云南、江西甚至西藏大学的学生，答案几乎一样。

　　但我至今不太理解的是，他们都不看《焦点访谈》了，为什么还愿意来听我讲座，愿意和我面对面交流呢？

　　南方周末：有答案吗？

　　敬一丹：说明人们对传统媒体还有期待。

　　这些年轻人扑向了新媒体，渐远了我们，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有热情来听一个传统媒体人，一个辈分是他们阿姨、妈妈的人，来做这个交流？

　　他们毕竟是看着电视长大的，还有，大家没有完全失望，还有期望。

　　南方周末：怎么能恢复期望？

　　敬一丹：比如说电视人的姿态。我们经常能听到祈使句，不光是电视，很多媒体也经常会说“要”、“必须”、“应该”……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我把这样的话当成忌语。我开不了口。有几次，所有工种停下来，我在那儿改，这不是换掉一个词的事，这是一种态度。

　　柴静曾把我作为案例来分析，她说敬大姐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可是她却拒绝那个时代的语言。但有些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为什么一到说“要力度”的时候，一说这是上面的命题作文时，就会大量出现“要”、“必须”、“应该”。

　　一部分原因是偷懒，说套话最省事；还有更让我不安的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样做领导喜欢。

　　祈使句，过去我不能容忍，现在在多元选择的环境里，更加不能容忍。原来人家也没有别的选择，容忍你了，今天如果电视还保持原来那种姿态，你还有明天吗？

　　南方周末：微博、自媒体会取代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吗？

　　敬一丹：不是取代，可能是一部分转移。就权威、专业、准确、全面、公信力来说，主流媒体还有很多事可做。

　　这两年，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同时开办了一种节目，针对网上流言和谣言，三天两头做真相调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挺好，网上声音那么嘈杂，我们专业记者去调查，给大家一个真相。做多了后我想，现在的《焦点访谈》难道是要在这儿当一个谣言粉碎机吗？我们的这种参与，也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你说能取代吗？我觉得会有一段共处。很多事网上传了几天，我们再来报道，可能可以直接推动事情的解决——网上发酵的过程中，形成了舆论力量，接下来主流媒体关注，可能形成改变的力量。